思想者小传
童世骏：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中共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兼任《哲学分析》（双月刊）总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认识论、实践哲学和社会理论，已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译作近10种。曾以富布莱特访问研究学者身份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一年（2000-2001），以客座教授身份在德国马堡大学工作半年（1998）。
很高兴在这里，以“世界读书日专题讲座”的形式，与在座各位朋友分享读书的收获与乐趣。
说起读书，在座不少年轻朋友可能都会想起周恩来总理少年时的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联想到1917年东渡日本前周恩来为一同学题词“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我们不妨把世界读书日这个特定语境与少年周恩来的读书名言更加直接地关联起来，让我们都来为中华之腾飞而好好读书！
那么，什么是“中华之腾飞”呢？
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首先会想到1949年9月21日，在首届全国政协开幕式上，毛泽东自豪地宣布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最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前辈们从一开始就追求的那个目标，表达了“中华之腾飞”的一个核心内涵。
我这里想强调的是，毛泽东政协讲演中还有两个重要信息，对我们今天理解 “中华之腾飞”，也有特殊意义。
首先是毛泽东说那句话时所使用的修辞手段，即讲演者向听讲者发出邀请，邀请他们与自己分享体验，体验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体验这个历史时刻所具有的伟大历史意义：“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同样的修辞手段，也出现在63年以后，出现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的大会报告之中：“此时此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经过90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
其次是这段话中毛泽东对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的解释。毛泽东不仅讲了“站立起来”的涵义，还特别讲了作为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民族，中国人民肩负着的特殊使命：“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毛泽东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1956年两次在公开场合做了更具体的阐述，一次是9月，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时候；另一次是11月，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的时候。毛泽东说，作为一个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毛泽东表示，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这种贡献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在我看来，今天我们要对民族复兴、中华腾飞做出全面理解，必须同时牢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所说的这两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结束列强侵略，才可能“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也只有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才可能真正算是“站立起来了”。
中华腾飞需要青春梦想
所谓“青年之自觉”，是一种青春的精神、青春的激情。没有这样一种激情，一个人哪怕年纪轻轻也仿佛垂垂老矣；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一个人哪怕年岁老迈也仍然青春焕发。
中共十八大开完不久，习近平和其他六位中央常委一起参观了一个题为《复兴之路》的展览，并在参观后发表了有关“中国梦”的著名讲话。在参观过程当中，习近平等驻足细看一些特定历史节点的展览物件，其中包括李大钊的狱中亲笔自述。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于1927年4月6日被捕，4月28日被杀害。他狱中自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在这段话中，李大钊不仅表达了他从少年起就立下的救国救民之志，而且以一种特殊方式表达了他早在1916年就论证过的一个信念：“青年不死，则中华不亡。”
在李大钊的时代，古老的中华民族，确实正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在李大钊看来，一个民族，就像一个人，也各有其生命，有“青春之民族”，也有“白首之民族”。但与个人不同，白首民族可以重新焕发青春。在李大钊心目中，中华民族就应该有这样的回春再造，对此李大钊曾通过对“中华”之“华”的词义解释，进行了充满诗意的描绘：“华者，文明开敷之谓也，华与实相为轮回，即开敷与废落相为嬗代。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
为了使这样一种民族形象从理想变为现实，李大钊寄最大的希望于“青年之自觉”，而青年之自觉一方面表现为“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另一方面表现为“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
这种意义上的“青年之自觉”，是一种青春的精神、青春的激情。没有这样一种激情，一个人哪怕年纪轻轻也仿佛垂垂老矣；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一个人哪怕年岁老迈也仍然青春焕发：“有老人而青年者，有青年而老人者。老当益壮者，固在吾人敬服之列，少年颓丧者，乃在吾人诟病之伦矣。”
为了实现这样一种青春梦想，李大钊在领导建党之前，还参与创立了一个叫做“少年中国学会”的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对这个“少年中国”理想，李大钊做了简明但深刻的解释：“我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近代中国革命，我们都知道是为了赶走国际帝国主义，取得民族解放；是为了打倒国内剥削阶级，取得翻身解放。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李大钊讲得更加全面，把国际国内两种意义上的“解放”，又做了“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这样两方面的理解。
我们今天重温李大钊以充满诗意的语言所表达的这种青春梦想，既是加深理解民族复兴的多重含义，也是继承发扬“精神改造”的未竟事业。
中华腾飞也需要理性平和
我们提倡 “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呼吁要“理性维权”和“理性表达”，前者更多地诉诸普通民众，后者更多地诉诸知识精英，但它们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取决于我们对“理性”做什么样的理解。
在习近平等同志驻足细观的李大钊 《狱中自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前辈的少年梦想、青春激情，而且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开创的那个事业的文化追求和理性关怀。《狱中自述》的最后一段，是李大钊在写完正文以后补写的：“又有陈者：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谨呈。”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中，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都是大学教授，相比之下，陈独秀比李大钊更精通传统学问，而李大钊比陈独秀更熟悉现代知识。在1920年至1925年间，李大钊先后在北大和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其他不少大学开设了许多课程，如“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以及不少讲座，如“现代普选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学”等。李大钊最感兴趣的，是史学。1923年4月5日，李大钊在复旦大学做讲演，讨论史学以及史学与哲学的关系。李大钊认为，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而史学除了也能发挥类似作用以外，主要功能是教我们“踏实审慎”。
李大钊对“踏实审慎”的强调，表现之一是他在讲历史的时候把重点放在现在和未来上，而不是放在过去之上。李大钊说：“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李大钊的这段话写在他的一篇题为“今”的文章里，在他看来，“将来”固然比过去更美妙，但离开了今天的努力，将来只是一个空想。
在时间的三个向度当中，“现在”介于“过去”和“未来”的中间，李大钊在解释“中华”之为“中”的时候，不仅强调中华民族在空间上地处天下之中，而且强调中华青年要在时间上深切体会“时中之旨”：“旷观世界之历史，古往今来，变迁何极！吾人当于今岁之青春，画为中点”，以今天为起点，超越过去，创造未来。
在李大钊的思想中，“中”不仅可以做时空上的理解，而且可以做义理上的理解。对这一点，鲁迅在一封谈论李大钊遗文集之发行的致友人信中，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佐证。在1933年6月写给曹聚仁的信中，鲁迅说，《守常文集》这本书，“我以为不如‘自由’印卖，好在这书是不会风行的，赤者嫌其颇白，白者怕其已赤，读者盖必寥寥，大约唯留心于文献者，始有意于此耳，一版如能卖完，已属如天之福也”。鲁迅担心，李大钊的立场，左派嫌其太右，而右派嫌其太左，两边都不会引李大钊为同道；在白热化斗争的时期，李大钊的书是不会引起太多人兴趣的。从李大钊的光荣一生中我们已经知道，李大钊并不是一个回避矛盾、害怕斗争的好好先生；被鲁迅描绘为“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的这位革命前辈，是像最勇敢的战士一样为正义事业不辞一死的。称李大钊为自己“至熟至熟之友”的现代中国大思想家梁漱溟，曾经这样形容李大钊的个性：“他是一个表面上非常温和的人，同大家一接触，人人都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里头他也是很激烈的。”这个伟大生命不惜牺牲自己而为之激烈奋斗的，恰恰是一个友爱而讲理的社会，一个不偏激不极端的国家。李大钊的思想或许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心目中的中国之所以叫“中国”，不仅是因为它地处中心（其实对任何人来说，自己国家可以说都是地处中心的），而且是因为，第一，它时重当下而弃往迎来；第二，它道守中庸而不走极端——中国，因此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中道之国”。
这样一个“中道之国”，会让人想起古人所说的与“霸道”相对立的“王道”。阐述“王道”最著名的孟子的一段话，李大钊多次提到。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从1914年写的题为“政治对抗力之养成”的文章，到1923年写的“平民主义”一文，李大钊都引用了孟子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并没有接着引用“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一句，估计是他不想简单地把“德”当做使人“心服”的根据。从他的上下文来看，李大钊认为使人“心服”的东西是“理”。这一点在李大钊讨论民主或“平民主义”的时候尤其明显。李大钊认为，“民主”固然与“多数人统治”密切相关，但那不是因为多数人的势力大，可以压制少数人，而是因为在公共生活中，一旦发生问题，“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为充分之讨论、翔实之商榷，而求以共同之认可。”讨论到了一定程度时，要通过表决或“取决”来检验讨论的结果，看看哪种观点让更多人觉得有理。因此，李大钊说：“在商讨之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之精神；在取决之后，少数宜有服从多数之义务。”这种意义上的“少数服从多数”，其含义并不是指少数人的势力屈服于多数人的势力，而是少数人按照他们先已同意的程序，认可了经过讨论而阐述清楚的多数人的道理。这种认可，就是一种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
这种意义上的“讲理的社会”，也可以说是一个“理性的社会”，但“理性”这个词歧义很多，需要做一番说明。我们这几年一直提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这个观点在十八大报告中也已经写入。与此相呼应，主流媒体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要“理性维权”和“理性表达”，前者更多地诉诸普通民众，后者更多地诉诸知识精英，但它们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取决于我们对“理性”做什么样的理解。
对“理性”这个概念，大致可以做两种理解。根据一种理解，“理性”是指“有办法”；根据另一种理解，“理性”是指“讲道理”。“有办法”就是有途径达到一个目标、有效率实现一个目标，而不管这个“目标”是什么。因此，用原子能大容量发电与用原子能大规模杀人，都属于“理性”的范畴。学者们把这种意义上的“理性”，称为“工具理性”，并对“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西方社会——在给人类带来无数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许多危险，而感到忧心忡忡。有些人对此感到绝望，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权威失落、价值危机，哪个目标是理性的，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达不成理性的结论，而能做出理性判断的，只是为实现既定目标哪一种手段更加有效。但许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局面，不愿意走向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为此他们把“理性”不仅理解为“有办法”，而且理解为“讲道理”，虽然不再坚持某些特定标准一定具有跨文化超时代的普遍有效性，但认为应该认真对待在特定领域当中让人心悦诚服的诸多“理由”，既不能蛮不讲理，也不能强词夺理。
因此，“理性维权”和“理性表达”的意思，可以有两种理解。根据一种理解（显然也是这两个呼吁的本意），在维护权益时我们应该遵纪守法，通情达理，在表达意见时我们应该心平气和，文明礼貌。但“理性维权”和“理性表达”也可以做另一种理解：假如我们把“理性”只理解成“有办法”而不是“讲道理”的话，就有这样一种可能：在合适的制度环境和舆论环境还相当缺失的情况下，蛮不讲理者恰恰能得到更多利益，强词夺理者恰恰能吸引更多眼球。在特定条件下，蛮不讲理和强词夺理恰恰是实现不讲理目的的最理性手段，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有足够警觉。
梦想和理性缺一不可
没有“梦想”的“理性”是消极而乏味的，没有“理性”的“梦想”是盲目而狂躁的。只有怀抱青春梦想，才能“不懈怠”；只有理性平和，才能“不折腾”；只有把梦想和理性结合起来，才能“不动摇”。
刚刚我们分别讲了青春梦想和理性平和的重要性。下面我想把这两方面放在一起，讲讲它们之间的互补性。
在这方面，李大钊关于青年和老人不同的社会责任，很值得重视。李大钊赞颂青春、崇尚现今，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老人的独特的社会责任。在李大钊看来，“青年贵能自立，尤贵能与老人协力；老人贵能自强，尤贵能与青年调和。”青年和老人各有特点、各有长处：“若为青年，则当鼓舞其活泼畅旺之气力，为社会摧除其沉滞之质积；若为老人，则当运用其稳静深沉之体验，为社会整理其善良之秩序。”可以这样说，当李大钊说“青年与老人之于社会，均为其构成之要素，缺一不可，而二者之间，尤宜竭尽其所长，相为助援，以助进社会之美利，文明之发展”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青春激情和成熟理性看做是对中华民族重新焕发青春必不可少的两种宝贵的精神资源。
在这方面，李大钊关于国人“尚情而不尚理”和“任力而不任法”的毛病的批评，尤其是梁漱溟关于中国文化既“幼稚”又“老衰”的问题的反省，值得专门提一下。梁漱溟像李大钊一样，一再强调要“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并以中国有一个“好讲理”传统而感到自豪。但他并不因此而回避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他说中国文化“时或显露幼稚”，是指个人自主少，而可笑迷信多。他又说中国文化有老衰的问题，是指原本极富生趣的礼俗制度，因历史太久，生趣渐薄，而逐渐丧失内在精神、变得顽固强硬。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看到的那些现象，或者是不懂得基本的行为规范，或者是不屑于坚守正面的价值理想，常常还是两种毛病兼具一身，大概也可以列入这种“幼稚老衰综合征”的范畴。
笼统地说，青春梦想和成熟理性对于中华腾飞缺一不可：没有“梦想”的“理性”是消极而乏味的，没有“理性”的“梦想”是盲目而狂躁的。具体地来说，在特定的时期，对特定的人群，哪个缺少，哪个就更加重要。党中央提出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的要求，可以从这个角度得到更加深刻的理解：只有怀抱青春梦想，才能“不懈怠”；只有理性平和，才能“不折腾”；只有把梦想和理性结合起来，才能“不动摇”，才能坚定不移地去追求科学理想，追求那些经过理性论证的理想目标。（演讲时间：2013年4月20日，本文经作者审阅）
